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李琳:全球资产配置的新十年、新思路

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李琳:全球资产配置的新十年、新思路前段时间,由经观传媒、中国广告协会、《经济观察报》等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金融年会”在京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原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广等来自监管、学界、行业的优秀代表共同到场,为金融行业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首席经济学家、资产配置策略研究负责人李琳博士出席现场,并以《全球资产配置:新十年、新思路》为主题发表精彩演讲。宜信首席经济学家、资产配置策略研究负责人李琳博士对未来十年的资产配置,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首席经济学家、资产配置策略研究负责人李琳博士认为,另类资产将更受高净值个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她认为,当前债券价格昂贵、基本面好的国家股市估值较贵、估值低的股市又缺乏可见的周期因素支持;未来十年,长期经济增长和通胀将处于较低水平、市场波动性较高;这些大的背景下,传统资产的回报整体将低于以私募股权为代表的另类资产。另类资产与传统资产相关性低的特点能丰富资产配置的多样性,降低整体投资的波动性。某些另类资产,例如私募股权,又将带给投资者相对传统资产高的回报。谈及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公司李琳博士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压力,但不用过度担忧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 她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下行符合经济规律。“当前中国人均 GDP 月近 1 万美元。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别的国家经验显示,经济增速会慢下来。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人均 GDP 达到 8000-10000 美元的时候,也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同时,她认为,宏观政策需要适度宽松,缓解当前面临的周期性压力。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公司李琳博士强调,中国经济中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比如新经济、创新科技、以及消费升级等方面,“中国资产也将更受海外投资者的青睐,未来 10 年,中国资产将成为海外投资者做资产配置时的核心资产。”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Source: 宜信财富母公司宜信李琳:全球资产配置的新十年、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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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关键任务。据中国政府网2月22日消息,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关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而其中一个具体的工作原则在于,坚持重点突破,以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为重点率先突破,做好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全面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在中国向世界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之后,对于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而言,有的尚存疑惑还在观望,有的则正在进行相关的规划编制。此次的《指导意见》,很大程度将成为地方政府、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指南。打造绿色低碳的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曾在2020年12月的一场论坛中表示,过去我们讲绿色发展的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概念,这些概念是对的,但是比较窄。“下一步应该有一个更宽的定义,绿色发展实际上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投资等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绿色经济体系中,我们下一步所有的创新都应该是绿色的。”刘世锦表示。此次的《指导意见》,正是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拆解为若干个方面,包括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其中,关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指导意见》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构建绿色供应链几个方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则包括打造绿色物流、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以及建立绿色贸易体系。绿色消费与大众的联系更为紧密。《指导意见》提出,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加强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引导,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此外,还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包括推进过度包装治理、引导绿色出行等。广东省碳普惠创新发展中心主任聂兵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达成,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参与,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作用,鼓励全社会参与,深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普惠性工作。《指导意见》还提出,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包括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就应该传导下去,未来我们的城市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具活力、更低碳,而对于存量空间而言,城市更新将是一个重要抓手,譬如利用老旧小区改造等机会,提升建筑的能效水平、进行配电系统改造等。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低碳领域的研究人士看来,在绿色转型、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将催生技术创新乃至新产业的出现。而这一系列技术创新、绿色新产业发展,将有望得到政策的有力支持。此次的《指导意见》,专门强调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其中首要的一条为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具体而言,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等力量建立市场化运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牵头或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强化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及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深入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不久前,曾有金融界人士预测,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2020-2060年平均每年万亿元以上的绿色经济投资和届时约7万亿元的年产值规模。碳中和还将会拉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会创造如自动驾驶、能源互联等数字经济领域新技术发展,也会带来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储能等新兴能源产业的提升。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也曾介绍,到2030年,全国低碳产业的投资有望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哈工大(作者:王帆 )(责任编辑:王治强 HF013) Source: 国务院发文: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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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丨国务院发文: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关键任务。据中国政府网2月22日消息,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关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而其中一个具体的工作原则在于,坚持重点突破,以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为重点率先突破,做好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全面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在中国向世界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之后,对于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而言,有的尚存疑惑还在观望,有的则正在进行相关的规划编制。此次的《指导意见》,很大程度将成为地方政府、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指南。打造绿色低碳的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曾在2020年12月的一场论坛中表示,过去我们讲绿色发展的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概念,这些概念是对的,但是比较窄。“下一步应该有一个更宽的定义,绿色发展实际上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投资等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绿色经济体系中,我们下一步所有的创新都应该是绿色的。”刘世锦表示。此次的《指导意见》,正是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拆解为了若干个方面,包括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其中,关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指导意见》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构建绿色供应链几个方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则包括打造绿色物流、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以及建立绿色贸易体系。绿色消费与大众的联系更为紧密。《指导意见》提出,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加强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引导,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此外,还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包括推进过度包装治理、引导绿色出行等。广东省碳普惠创新发展中心主任聂兵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达成,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参与,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作用,鼓励全社会参与,深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普惠性工作。《指导意见》还提出,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包括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就应该传导下去,未来我们的城市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具活力、更低碳,而对于存量空间而言,城市更新将是一个重要抓手,譬如利用老旧小区改造等机会,提升建筑的能效水平、进行配电系统改造等。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低碳领域的研究人士看来,在绿色转型、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将催生技术创新乃至新产业的出现。而这一系列技术创新、绿色新产业发展,将有望得到政策的有力支持。此次的《指导意见》,专门强调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其中首要的一条为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具体而言,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等力量建立市场化运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牵头或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强化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及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深入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不久前,曾有金融界人士预测,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2020-2060年平均每年万亿元以上的绿色经济投资和届时约7万亿元的年产值规模。碳中和还将会拉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会创造如自动驾驶、能源互联等数字经济领域新技术发展,也会带来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储能等新兴能源产业的提升。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也曾介绍,到2030年,全国低碳产业的投资有望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低碳城市大数据工程中心主任、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东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更多的资金会投向新能源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领域,这将给国家、城市带来新的增长点。(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责任编辑:DF075) Source: 解读丨国务院发文: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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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 未来增长新动能何在?

原标题:刘世锦: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未来5年增长新动能何在?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关键性转型,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还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其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表示,表面上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低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随着这些增长引擎逐步衰减、消退,“十四五”必须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经济动能。面向“十四五”,如何扩大内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挖掘经济潜能?“十四五”时期应如何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对“十四五”时期的重大经济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为什么再提需求侧改革?《财经》:2020年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再提“需求侧改革”。从“供给侧改革”到今年上半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再到“需求侧改革”,政策表述背后有何深意?需求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刘世锦: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很多需求侧的问题其实也是供给问题,反之,供给侧的问题也是需求问题。如今我们强调需求侧改革,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的延续,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仍然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和矛盾,其实这也是一个“通”的问题,如今我们强调双循环,就是需要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循环变得畅通、使各类需求释放出来。“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扩大内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十分重视并加以解决。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讲,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中国目前约有4亿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若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继续得到更大提升,其消费容量可与美国的整个消费容量接近,将会构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消费动能。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有约9亿人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也可看成低收入群体。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想法,今后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达到8亿至9亿人,也就是让4亿至5亿的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多数,目前这部分人的主体就是处在城乡转换过程中间的农民工。这部分人怎么能稳定地进入城市?多数学者提出解决这部分人的户口问题,其实户口问题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问题,安居才能乐业,将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潜力才能够释放出来。第一, 解决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今高房价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居民用于供房的消费占用了整个现金流的相当大一部分。我们经过调查、访谈发现,不仅是一线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中的白领等很多居民,房贷压力很大,购完一套房后,此后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如此,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被大幅度挤压。如果能够使居民在这方面的负担有所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就增加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增加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推动服务性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都属于服务性消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释放。此外,服务性消费很多是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要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而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大量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财经》:2021年将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在这个时间窗口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否意味着需求侧改革将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经济工作重心?刘世锦: “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我刚刚讲了需求侧改革的一些问题,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目前,供给侧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例如,部分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效率依旧较低,杠杆偏高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十四五”时期需求侧改革只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经济工作的主线还在于供给侧改革。哪些新动能待发掘?《财经》:您在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提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关键性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转型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刘世锦: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历了增长动力下降、停滞或后退,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这被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已经出现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年-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不过,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容易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 GDP 水平也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虽然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等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差距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未来,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不去,基础产业成本降不下来,存在的短板无法补齐,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跨入高收入社会、向发达国家迈进。此外,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和压力下突围,进而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低速。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战略,在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十四五”时期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刘世锦: 未来中国经济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此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以上。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过去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了,大概是5%-6%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高出至少1倍-2倍。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住这样的增长速度呢?关键要挖掘增长潜能。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宏观政策是进还是退、是紧还是松,其实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讲,只是解决一个短期平衡的问题。保持一个长期的中速增长,关键要解决增长动能的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性潜能逐步衰减、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财经》:那您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发掘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刘世锦: 我提出了一个“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年至10 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大都市圈的要素配置效率更高,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简单的讲城市化,而是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发展的阶段。这里的“3”是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包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而这会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使得成本增加。由于这些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产业,最终会推高全社会成本,补足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他最后算了一笔账,美国与中国相比,除了劳动力成本高,剩下的包括土地、能源、物流、融资、税负等成本比中国都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在这些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较低,这也是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第二个短板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上面已经提到,今后用10年-15年时间,力争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补上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第三个短板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方面现在看的很清楚,近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依旧很弱,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1+3+2”中的“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新增长潜能,我们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形成较大优势。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让潜能“变现”,“十四五”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损失,最终推高了全社会 成本。图/IC《财经》:您刚才详细讲了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结构性潜能,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应重点深化和加快哪些领域的改革来挖掘和激发这些潜能?“十四五”期间最为迫切的改革有哪些?刘世锦: 这些结构性潜能今后5年至10年都应能发挥作用,但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如何将这些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将潜在的变为现实的,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改革本来就是问题导向性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面对的诸多实际问题,并且通过经济增长加以体现。与“1+3+2”结构性潜能相对应,我认为“十四五”时期应重点推进五大改革。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刚才我讲到加快都市圈的建设发展,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核心城市周边那个“圈”的建设,就是在中心城市周边建相当数量的小镇。目前这些区域大部分是一些农村的村镇,如果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不进行改革,都市圈就很难发展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使宅基地流转。近些年虽有一些探索,但进展不及预期。面对建设都市圈的紧迫需求,大城市周边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另外,农村宅基地也要逐步的创造条件进行流转。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较大,政策上也处于摇摆状态。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例如在一个村的范围内流转。 Source: 刘世锦: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 未来增长新动能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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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未来5年增长动能 …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与“1+3+2”结构性潜能相对应,“十四五”时期将重点推进五大改革图/IC文 | 《财经》记者 孙颖妮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关键性转型,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还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其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表示,表面上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低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随着这些增长引擎逐步衰减、消退,“十四五”必须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经济动能。面向“十四五”,如何扩大内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挖掘经济潜能?“十四五”时期应如何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对“十四五”时期的重大经济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为什么再提需求侧改革?《财经》:2020年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再提“需求侧改革”。从“供给侧改革”到今年上半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再到“需求侧改革”,政策表述背后有何深意?需求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刘世锦: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很多需求侧的问题其实也是供给问题,反之,供给侧的问题也是需求问题。如今我们强调需求侧改革,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的延续,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仍然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和矛盾,其实这也是一个“通”的问题,如今我们强调双循环,就是需要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循环变得畅通、使各类需求释放出来。“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扩大内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十分重视并加以解决。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讲,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中国目前约有4亿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若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继续得到更大提升,其消费容量可与美国的整个消费容量接近,将会构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消费动能。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有约9亿人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也可看成低收入群体。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想法,今后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达到8亿至9亿人,也就是让4亿至5亿的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多数,目前这部分人的主体就是处在城乡转换过程中间的农民工。这部分人怎么能稳定地进入城市?多数学者提出解决这部分人的户口问题,其实户口问题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问题,安居才能乐业,将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潜力才能够释放出来。第一, 解决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今高房价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居民用于供房的消费占用了整个现金流的相当大一部分。我们经过调查、访谈发现,不仅是一线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中的白领等很多居民,房贷压力很大,购完一套房后,此后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如此,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被大幅度挤压。如果能够使居民在这方面的负担有所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就增加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增加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推动服务性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都属于服务性消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释放。此外,服务性消费很多是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要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而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大量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财经》:2021年将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在这个时间窗口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否意味着需求侧改革将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经济工作重心?刘世锦:“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我刚刚讲了需求侧改革的一些问题,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目前,供给侧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例如,部分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效率依旧较低,杠杆偏高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十四五”时期需求侧改革只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经济工作的主线还在于供给侧改革。哪些新动能待发掘?《财经》:您在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提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关键性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转型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刘世锦: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历了增长动力下降、停滞或后退,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这被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已经出现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年-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不过,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容易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 GDP 水平也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虽然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等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差距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未来,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不去,基础产业成本降不下来,存在的短板无法补齐,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跨入高收入社会、向发达国家迈进。此外,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和压力下突围,进而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低速。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战略,在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十四五”时期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刘世锦:未来中国经济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此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以上。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过去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了,大概是5%-6%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高出至少1倍-2倍。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住这样的增长速度呢?关键要挖掘增长潜能。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宏观政策是进还是退、是紧还是松,其实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讲,只是解决一个短期平衡的问题。保持一个长期的中速增长,关键要解决增长动能的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性潜能逐步衰减、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财经》:那您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发掘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刘世锦:我提出了一个“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年至10 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大都市圈的要素配置效率更高,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简单的讲城市化,而是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发展的阶段。这里的“3”是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包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而这会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使得成本增加。由于这些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产业,最终会推高全社会成本,补足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他最后算了一笔账,美国与中国相比,除了劳动力成本高,剩下的包括土地、能源、物流、融资、税负等成本比中国都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在这些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较低,这也是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第二个短板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上面已经提到,今后用10年-15年时间,力争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补上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第三个短板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方面现在看的很清楚,近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依旧很弱,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1+3+2”中的“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新增长潜能,我们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形成较大优势。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让潜能“变现”,“十四五”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损失,最终推高了全社会 成本。图/IC《财经》:您刚才详细讲了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结构性潜能,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应重点深化和加快哪些领域的改革来挖掘和激发这些潜能?“十四五”期间最为迫切的改革有哪些?刘世锦:这些结构性潜能今后5年至10年都应能发挥作用,但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如何将这些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将潜在的变为现实的,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改革本来就是问题导向性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面对的诸多实际问题,并且通过经济增长加以体现。与“1+3+2”结构性潜能相对应,我认为“十四五”时期应重点推进五大改革。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刚才我讲到加快都市圈的建设发展,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核心城市周边那个“圈”的建设,就是在中心城市周边建相当数量的小镇。目前这些区域大部分是一些农村的村镇,如果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不进行改革,都市圈就很难发展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使宅基地流转。近些年虽有一些探索,但进展不及预期。面对建设都市圈的紧迫需求,大城市周边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另外,农村宅基地也要逐步的创造条件进行流转。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较大 Source: 刘世锦: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未来5年增长动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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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会论坛:教育的根本是教师

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腾讯、GSV、新东方、好未来联合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特邀合作伙伴参与的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在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以“学无止境·教育为公”为主题,来自全球学术界、政界、商界的200多位嘉宾汇聚一堂,深度探讨了“面向共同未来的探索”“教育与科技”“学校与社会”“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 在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冲击下,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革,教育领域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教育的根本是教师,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具备何种素养的老师才能称之为“好老师”,又该如何培养这样的老师?这不仅是全球教育工作者,也是社会大众都在关注和探索的话题。 为此,本次GES大会特设“面对下一代,如何提升全球教师素养?”主题圆桌论坛,及“面向未来的多元化教师发展体系:机制与协同”分论坛,展开多层次的探讨。作为GES大会的主办方,新东方一直高度重视教师发展,并在今年宣布全面开启“新东方 老师好!”战略升级,实行一系列措施强化教师、教学的核心地位。此次大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张戈、集团教学管理部总经理汪珺也作为主持嘉宾深度参与到两个论坛当中,与教育界大咖共话教育变革时期的教师专业发展。 面对下一代,如何提升全球教师素养?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于1997年启动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的研究工作,OECD认为核心素养应该为人人所需,是实现个人成功生活与发展健全社会的基础。随着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教师如何培养具备21世纪核心素养的新一代的社会公民?政府、学校和社会机构,又该如何站在全球视角,提升教师群体的整体素养?在“面对下一代,如何提升全球教师素养?”主题圆桌论坛中,主持嘉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张戈带着这些问题,现场访谈了来自政府、高校、中小学校的五位重磅嘉宾。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认为,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教育形态已从传统“教师vs学习者”的二维关系,逐步转化为“教师vs学习者vs人工智能”的三维关系。但即便有了人工智能的介入,教师也承担着技术不能替代的责任,即培养学生获取幸福的能力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这意味着教师本身就必须具备这两个能力,一是传递爱、传递美的能力,有健康的精神和心理;二是教师首先是一名具有创造能力的学习者,而后才能成为一名具有创造性的老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奇迹30创始人凤凰娴指出,当前核心素养主要通过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落实和提升。从学校层面来讲,既要关注当下,又要关注未来。为此北京市教委提出了“社会大课堂”的课程,即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包括将社会资源纳入到基础教育的课程当中。另外,北京市教委也提出企事业单位建立高中生的职业体验激励的要求,不仅可以帮助高考学生确定职业发展方向,也让学生可以更多关注社会,培养社会责任感。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伍新春则从心理学角度分享了对教师素养的看法。他认为,长期以来学校和社会对于教师自身心理健康及自身幸福的问题,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消极层面的职业倦怠,如严重的还有打骂、侮辱学生甚至漠视学生等情况,对学生造成‘师源性伤害’,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他呼吁学校及社会重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关注教师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只有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才能真正以尊重的、共情的理解,站在孩子的视角投身于教育工作。”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校长朱善萍则认为当下教师要具备六种素养,包括: 循“道”执教、拥有个性、“无界”(打破边界)思维、系统思维、新旧知识融合能力、美学能力。她提出“让教师回归灵性,让孩子们回归天真,让我们的教育回归原点,让我们所有人诗意地栖居。” “在21世纪,一个健康成熟向上的人应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就是emotional development(情感能力)。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教师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不是简单快速地把知识给到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有爱、有耐心,尊重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认为,真正普适性的大教育,不是所有学生都一定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是受过教育的学生们未来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发展、积极向上的人。这是具备当代核心素养的教师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教师要带着大爱,与教育握手,和教育同心,探索教育中的大智慧。 面向未来的多元化教师发展体系:机制与协同 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教学管理部总经理汪珺担任主持嘉宾的分论坛则聚焦于多元化的教师发展体系,来自政府、高校、中小学校和国际知名教育机构的四位专家分别登台,从各自角度出发,探讨多元化的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与机制,思考不同机制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教师。 福建福州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高级室内设计师吴文宇在演讲中结合“国培计划”的实际经验和成果,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应该从尊重教师出发,本着与教师共同成长的心态来做,具体的方式应由传统学院式、指令式,转向基于问题、思路引导、概念解读、实践反思的学习路径,真正符合一线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陈桂彩,从事自主生命科学5年来专心研修潜能开发、能量医学以及各类心灵成长课程。擅长于把潜意识的阿尔法脑波导出明意识常态化使用,从身心灵全方位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让全民健康自主、生命自主。助推国家实现全民族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中国梦,人物经历,十八岁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从事幼教工作四年。因从小心脏有问题,声带被破坏后离开幼教工作,转行做化妆整体形象设计十年,带出三百多的学员。也因自身健康问题常年吃中、西药,把身体彻底搞垮,被迫放弃了喜爱的形象设计工作,开始拜师学艺自救。一路研读圣经以及儒、释、道等文化经典,在里面找到宇宙的奥秘,人生自主健康的奥秘。并系统研读应用营养学、经络学、能量医学,把自己从一个天天依赖药物的病人彻底解脱成为一个身心灵全面健康的新时代女性,并在四十岁传奇般地生了对健康的双胞胎儿子。急需产后修复和调理的陈桂彩,恰逢2015年10月1号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结缘自主生命科学发明人黄俊淇博士,通过3天的课程修复了各种病症、妊娠纹,当时令陈桂彩女士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从此连续每月复训1次(一年12期),完全翻转人生。并立誓要传播自主生命科学,让更多有缘人受益。陈桂彩博士经黄俊淇博士定位为自主生命科学心理学专家(导师),结缘博士后,改变了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她用生命来演绎自主生命科学,她的口号是让全世界毎个人成功、快乐、幸福!2016年12月,在东莞开始传播自主生命科学; 2017年9月,在佛山历史文化名城成立广东合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立足佛山,辐射北京、唐山、天津、成都、湖南、湖北、昆明、山东临沂、上海、江苏、浙江、内蒙等全国20多个城市,陆续在北京、天津、唐山、武汉、成都等城市成立授课点和分公司,已服务过万名学员,很多学员通过学习收获了身心健康,找到了天赋才华。擅长领域。导出阿尔法脑波、提升能量等级,在课程中运用冥想法、排毒法、运动法、祈祷等方法并结合心法,让学员从心、身、灵都得到疗愈,快速链接到宇宙无限能量,并拿来用到生活中,让人有觉知的活着,唤醒每个人,实现生命自主、健康自主。解决家庭健康、关系等问题高维链接、对接市场通道,打开财富通道。 他表示,未来十年,外语教育将会面临新的转型期。外语教育将走向更高层次、更高技术的教育,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教师学习的效率和效益提升助力。新时代英语老师的定位,可能不再是教英语的老师,而是“用英语进行教育,帮助学生全面成长的老师”。 天津工业大学毕业的KAIDU创始人卢帅,演讲以“高校教师教学与学术能力的并行培养”为主题,他认为大学的学术应该包含发现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个方面。但目前高校对于教师的教学学术这个关键能力普遍是比较忽视的。卢帅呼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高校教师的教学学术能力的培养:一是教师身份的唤醒和定位;二是培育教学学术共同体,搭建教学学术成果展示平台;三是持续有效教学学术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四是教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校长朱善萍在分论坛带来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教师发展》主题演讲,她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人。在教育中,教师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朱校长表示,面对教育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时,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精华——太极图中得到大道至简的启示:不仅要循“道”,即尊重人的发展的规律、教育的科学;也要提倡“无界”,即突破边界,应用到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模式中,就是冲破思想界限、物理界限,打破资源界限、物质界限,突破班级、年级界限,创造更多的交流空间和跨界融合,致力打造无边界的教育。时牧,2015年,创办慈舟大学堂(原“禅门心医师资学院”),以传承圣贤本源智慧为初心,以培养精通“儒、释、道、医、武”高层次人才为核心事业,致力于培养遍布全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才。“慈舟大学堂”的名称寓意为与众人携手,打造中华文化航母,同舟智航,慈化人间。 2015年,筹立慈舟志业事业机构,以教研形式带领学生编写传统文化教材,正式开启《论语?时牧解》《大学?时牧解》《了凡四训?时牧解》等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 2016年,开展传统文化的多元创新推广,受聘成为江苏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上海教育培训中心研究员、青岛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传统文化人文导师、曲阜(中国)儒学讲师培训总部导师、曲阜(中国)孔子学苑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子学苑师资班导师。整合各方资源,广纳各方人才,共同推动传统文化讲师人才培训、传统文化教材编撰事业,培育众多优秀传统文化讲师。2020年1月,先后在上海、青岛、曲阜、苏州、宁波、嘉兴等十多个城市同时启动线下“慧生活读书会“,吸引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传统文化经典学习,解决心灵困惑,提升生活幸福感。2020年4月,筹建“教孝子,育栋梁”家长教育组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吸纳广大家长群体参与学习,从圣贤经典中寻找亲子教育智慧,解决当前教育危机,教育父母如何培养出明德启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2020年9月,时牧先生受聘成为曲阜融媒体中心、曲阜电视台文化顾问。2020年9月28日,第一部经典编著作品《论语?时牧解》在山东曲阜举行新书发布,《论语.时牧解》另辟蹊径从儒释道各家角度深入解析经典字句背后蕴藏的本质含义,从更高维的层面,深探圣人本怀,发掘大道本义,令人耳目一新。时牧先生受聘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国学讲师,研发的《传统文化与儒学》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工程”中,被评为“管理创新卓越课题”。 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东亚区总监屈敏则介绍了多年来剑桥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国际教师专业发展体系的搭建工作和成果。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剑桥大学考评部特别突出为教师提供两个方面的专业支持:一是以评促学,认证教师专业能力,帮助教师建立教学知识和能力体系,建立专业自信;二是努力为教师教学专业能力提升提供从入门到精通各个级别、涉及教育教学方方面面的丰富的培训课程和资源。 屈敏介绍,剑桥国际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系列认证证书和课程不仅被教育部“国培计划”采纳和应用,也得到很多地方教育局的认可和好评。作为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新东方在中国率先引进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落地建立了TKT、CELTA中心,将剑桥国际化、专业化的标准融入企业教师专业培训体系。双方更在2018年进一步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发起成立了新东方教师发展研究院,力求针对教育培训行业的教师发展进行更多有益的探索。 分论坛在最后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张连仲教授在回应互动问题时强调:教育是系统,是整体,其中又包含了诸多模块,系统的良性运作需要机制的协调。通过教育系统内部创新,创造更加优质的教育供给,培养出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重要使命。 Source: 教育大会论坛:教育的根本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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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财经:高标准市场体系,高在哪儿?

陆娅楠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这个8000多字的文件一出来,立即在社会上引发热烈关注。《行动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建设这样一个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不仅给出了时间表,也给出了路线图和任务书。时间表: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路线图: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任务书就更详细了,因为这个文件是行动方案,所以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具体的行动举措,包括如何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等。高标准市场体系什么样?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有何重大意义?《行动方案》将从哪些方面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该如何保障《行动方案》落实?麻辣财经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赶紧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对现代市场体系的延续和升级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来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持续优化要素配置,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行动方案》全文共六部分51条政策措施,将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特征概括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16个字。在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伟伟认为,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对现代市场体系的延续和升级,更加强调制度的完备性、更加强调公平竞争、更加强调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在既有市场体系基础上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行动,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前八个字侧重“有效市场”,解决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完善、市场内外开放广度和深度需要继续拓展等问题,后八个字“制度完备、治理完善”侧重“有为政府”,解决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尚不健全、市场监管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问题。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否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政府作用是否更好发挥,否则即使国内市场交易规模再“大”也不算“强”。“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健全市场监管等,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陈伟伟说。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根基。《行动方案》包括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进一步强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在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全面清理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区别对待的法规,落实打击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侵害企业财产权益等相关犯罪的规定,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刑法保护,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大重点。依法对侵权假冒的市场主体、不法分子予以严厉打击,有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而对老百姓来说,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利于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消费市场、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让人民群众才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行动方案》还提出,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确权和保护制度,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非法处置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非法控制集体资产。“产权保护、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督等,是市场体系的基础构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首先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真正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行动方案》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重点突出了贯彻落实和可操作性。郭丽岩说,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已经实施两年多了,这次强调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明确提出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台账,畅通市场主体对隐性壁垒的意见反馈渠道和处理回应机制,做到了既解决“准入”问题,又解决“准营”难题。再如,这次《行动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针对当前公平竞争审查在自审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强调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回应机制,并要求及时核查举报涉及的问题。为了在实践当中进一步消除公平竞争审查存在的模糊地带,一方面强调要明确和细化纳入审查范围的政策措施类别,另一方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适用指南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则全部接受公平竞争审查。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是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显著标志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行动方案》包括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不论是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还是近年来兴起的知识、技术和数据等市场,在产权界定与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交易、科学监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有矛盾、缺陷或不足。”刘世锦表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把要素市场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加以推进,尽快补上这一短板,并使之成为市场体系上台阶、高标准的显著标志。”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本体。《行动方案》包括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行动方案》包括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创新和开放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引擎。”刘世锦说,面对逆全球化潮流,我们坚定地维护和推进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不动摇、不后退,把大门开得更大,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以此带动国内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同时也对全球市场体系建设起到积极引领作用。”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保障。《行动方案》包括推进综合协同监管、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健全依法诚信的自律机制和监管机制、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维护市场安全和稳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行动方案》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此次《行动方案》还明确,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强化对监管机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监管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对监管机构不作为、乱作为要严肃追责问责。(责编:李宜霖(实习生)、李栋) Source: 麻辣财经:高标准市场体系,高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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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美国金沙集团:为农村地区儿童发展提供 …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 (记者 夏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同美国金沙集团3日在线上举行“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综合支持系统”捐赠签约仪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美国金沙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戈德斯坦(Rob Goldstein)出席并发言。方晋表示,乡村振兴应该从投资儿童开始,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中国将在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儿童都不能被落下。未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将与包括金沙集团在内的合作伙伴一道,继续在农村地区开展儿童发展的社会试验和政策倡导,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罗伯·戈德斯坦说:“我们很高兴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综合支持系统’计划提供捐赠,用于支持到中国农村地区的儿童发展。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实施的这项计划,符合我们支持全球贫困地区青年的长期承诺,迄今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对于我们社区和社会的未来,金沙集团很荣幸能够为此事业添砖加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1997年发起设立并领导的、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型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美国金沙集团的捐赠将主要用于中国农村地区儿童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干预,职业教育学生学习与就业干预及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国际交流。(完) Source: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美国金沙集团:为农村地区儿童发展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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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青年领袖名单公布:碧桂园杨惠妍、VIPKID米雯娟入选

腾讯科技讯 今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2018年“全球青年领袖”入选名单,在全球100位入选者中有11位来自大中华区,碧桂园主席杨惠妍、VIPKID创始人米雯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郝景芳等人成功登榜。“全球青年领袖”大中华区入围名单在“全球青年领袖”大中华区11名入选者中,8名为女性,她们分别是碧桂园主席杨惠妍、VIPKID创始人及CEO米雯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郝景芳、中央电视台主播李斯璇、凤凰卫视主播于盈、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Wang Wen、美国Alphabet谷歌云人工智能研发负责人李佳和美国融合基金创始人张璐。值得一提的是,VIPKID创始人米雯娟是以全球首位在线教育领域从业者的身份,加入到“全球青年领袖”阵营,入选理由为通过教育提升儿童能力,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化学习体验。据介绍,米雯娟创立的VIPKID成功突破了教师资源匮乏和空间地域的限制,搭建出全球优质资源与中国小朋友学习需求的英语学习平台,借助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开创了“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全球青年领袖社区由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创立于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社区目前拥有800多位成员。2018年新当选者加入这一集体后,将推动的项目包括:研究瘫痪的治疗方法、创建医疗应急响应新机制、推广循环经济、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推动性别平等。据悉,“全球青年领袖”每年评选一次,由全球各行业杰出青年领袖代表组成,其中不乏商界领袖、政府人士、社会企业家、科学家等。往届“全球青年领袖”的当选者包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雅虎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网易CEO丁磊等众多重磅级人物。 Source: 全球青年领袖名单公布:碧桂园杨惠妍、VIPKID米雯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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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018年5月4日,美团点评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城市新青年-赢未来”公益行动,旨在通过美团在互联网+生活服务的技术优势以及业务积累,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学术研究及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结合,探索新型职业教育模式,为当下中国高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培养优秀的专业化人才。调查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群体正是一群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努力拼搏承担责任,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现代服务业劳动者们,是新青年的典型代表。美团点评研究院同期发布《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从人群特征、工作发展、生活追求等方面对骑手进行全景洞察,精准画像,全面分析了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城市新青年:外卖骑手大多来自农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为了梦想离开家乡,选择在大城市打拼,为大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报告》指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 近7成的骑手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地打拼,奋斗在一二线城市。从年龄来看,骑手多处在青年阶段,8090后为骑手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将近一半人在目前的工作地居住了9年以上,深深地扎根在城市。有理想:追求发展: 骑手新青年特质明显,择业时不再单纯追求就业稳定。工作收入高、未来发展好成为骑手群体最看重的择业因素持续学习:高达24%的骑手保持着学习阅读的好习惯,工作之余注重自我提高,积极学习行业知识、跑单经验,打磨自己为梦想做好准备有本领:经验丰富:骑手普遍在工作地居住年限比较长,本地经验丰富,为本地配送提供了必备技能,靠实力获得用户和商家的双重肯定和尊重收入稳定:自营骑手的收入最为可观,收入多在6-8千。众包骑手多采用灵活就业方式,骑手收入多在4千元以内,基本和从事的其他工作收入相当自我迭代:骑手群体中,大学生的比例为16%,不断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善于抓住机遇和整合资源实现持续的自我迭代。李浩明是来自河北保定的一名美团外卖小哥,今年25岁,目前是美团外卖虎坊桥站的专送骑手。和一般的普通骑手不同,李浩明十分热爱研究互联网产品,梦想是成为一名产品经理,美团外卖得知后给他提供了一个面试外卖配送产品经理的机会,并授予其“特邀产品体验官”的荣誉称号,李浩明通过把握机会,实现人生的逆转。有担当:集体主义,乐于助人: 23%的骑手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71%表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样重要。正是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催生了众多的骑手正能量故事。抗震救灾中外卖骑手主动请缨,奔赴前线为灾民运送救灾物资;洪灾来临时自发组织救灾团队;新年夜里,骑手坚守岗位为滞留在火车站的旅客送上了热乎的外卖和贴心的问候,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聚社会正能量,为我们诠释集体、乐助、担当。情系家乡,不忘乡邻:数据显示,42%的骑手是老骑手介绍而来,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在全国形成多个外卖兄弟连。李荣是来自河北峰峰矿区的煤炭工人,因为煤矿减产,他来到北京做起了外卖骑手,并陆续介绍16个兄弟一起跑外卖,通过为大家分享跑单经验、赚钱门道、路上故事等方式,反哺家乡。孝敬父母,照顾家庭:骑手的日常开支项目大多以生活日用,赡养双方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为主。希望通过自己的辛苦付出,不断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提升家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明天。以下为报告原文: Source: 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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